一部永不过时的预言之书：为未来而写，描述的是当下

《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李春雨 译译林出版社

加缪曾经断言，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有20世纪的法国文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加缪尤对长篇小说《群魔》推崇备至，将其与《奥德赛》《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戏剧并列为世界文学的思想巅峰。在20岁遇见《群魔》之后，加缪从中得到了持续毕生的“震撼”与“哺养”。46岁那年，在耗费数年心力，终将《群魔》搬上法国戏剧舞台之际，加缪写道：“之所以说《群魔》是一部预言书，不仅仅因为它宣告了我们的虚无主义，还因为它表达了万分痛苦或死亡的灵魂。这些灵魂不能够爱，又为不能够爱而痛苦，虽有愿望却又无法产生信仰，这也正是充斥于当今社会和思想界的灵魂。”

《群魔》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两代人：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西欧派和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前者以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卡尔马济诺夫、冯·连布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五人小组成员等为代表。二者在思想上父子相承：正是前者在全盘西化道路上对俄国民族土壤和传统东正教信仰的脱离与背弃，导致了否定一切进而毁灭一切的后者的诞生。但与此同时，前者拒不承认其对后者罪行负有道义责任，后者则矢口否认前者对自己的历史影响，双方都竭力与对方划清界限。这种畸形的父子纠葛与代际冲突，在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亲生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以及曾经的爱徒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矛盾关系中得到了清晰展示。站在二者对立面的沙托夫是新斯拉夫主义者和根基主义者的代表，其核心思想便是以俄罗斯为唯一的“载神民族”，以新神之名革新世界、拯救世界。沙托夫与韦尔霍文斯基父子的争论是土壤派与西欧派及虚无主义者思想论战的真实反映，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团伙对沙托夫的蓄意谋杀则是作家对虚无主义者戕害祖国与人民的严厉控诉。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所谓地狱，就是无法再爱的痛苦。”《群魔》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长达20年的柏拉图式精神暧昧无疾而终；沙托夫与妻子在破镜重圆、即将奔向新生活之际双双殒命；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则更是以一己之力，为众多美好女性构建了种种地狱。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对他的爱是慈母对逆子的卑微之爱，爱与惧都渗进血液里。跛脚女人列比亚德金娜对他的爱是虚妄之爱，是一个被踩在污泥里的疯女人对钻石的幻想、对雄鹰的仰望。家仆之女达莎与他心灵投契，却无力逾越主仆尊卑的鸿沟，这是不堪一击的纯粹之爱。达莎很像《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只是她未曾经历足够多的苦难，因而也就没有足够多的坚忍，无法像索尼娅拯救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拯救斯塔夫罗金。千金小姐莉莎与他门当户对却精神隔膜，她就像只骄傲的飞蛾，不顾一切地扑向一团烈火，却在翅膀被燎焦之后转身飞走：这是不能自已却又无法忘我的痛苦之爱。四位女性的身份素养、气质性格、人生际遇千差万别，代表着在爱的地狱中苦苦挣扎的广大魂灵。而其地狱的制造者无疑正是斯塔夫罗金，尽管他本人同时也是地狱的承受者。

岂止女性，书中的男性人物同样对斯塔夫罗金爱恨交加：始终在精神上跪伏于他的沙托夫当众打了他一记耳光，妄图自杀成神的狂人基里洛夫称其在自己生命中意义重大，就连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甘愿奉他为精神偶像。基里洛夫和沙托夫，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思想极端皆是拜他所赐，二者恰似斯塔夫罗金精神的一体两面：如果说沙托夫是信神而寻神的斯塔夫罗金，那么基里洛夫则是寻神而不得，继而否定神的存在，并妄图取而代之的斯塔夫罗金；二者与其说是前后相承的思想历程，莫如说是此消彼长的精神冲突。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则被斯塔夫罗金毁灭一切的兽性本能所吸引。换言之，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三位一体”，分别象征着斯塔夫罗金的神性、魔性与兽性。斯塔夫罗金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深刻、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之一，在他身上，神性、魔性、兽性、人性均扩张至极限，以最大的力度纠缠冲突，共同构成了深奥费解、神秘极端的斯塔夫罗金性格。而破解斯塔夫罗金之谜，揭示其精神冒险与死亡，就构成了小说的道德救赎主线。

政治阴谋、爱的悲剧、道德救赎这三条叙事线索彼此交织，其交点正是斯塔夫罗金。作为思想探索者、秩序反抗者和超人主义者，他因丧失了与俄国民族土壤的血脉联系而无从获得坚定彻底的信仰，于是索性抛弃了一切道德准绳，在善与恶、真与伪、崇高与卑鄙、信仰与虚无的极端反复跳跃。他了解自己的悲剧所在，却无力自我救赎。作家为这个他“从心底抠出的”“兼具俄国性与典型性”的“真正主人公”安排了两位拯救者。一个是土壤派的代表者沙托夫，和《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一样，他建议斯塔夫罗金去亲吻大地。另一个是东正教信仰的化身吉洪神父，他竭力劝解斯塔夫罗金放弃自毁，借由皈依东正教信仰获得救赎。扎根民族土壤，皈依正教信仰，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虚无主义者开出的药方，奈何附魔之猪注定闯下悬崖，溺死深海，从而换取“伟大的、亲爱的病人”——俄国——“坐在耶稣脚前”。作家通过揭示群魔毁灭的必然，寄托了对于复兴俄国、救赎世界的希望。

毋庸讳言，在作家讽刺性描写的主人公身上，的确有着同时代众多知名人物，如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涅恰耶夫等人的身影，但并不能因此将人物与其原型划等号。恰恰相反，这些人物均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诚如加缪所言，《群魔》中的人物既不怪诞，也不荒唐，而是有着与我们每个人相似的心灵。他们可憎可爱，可恨可怜，可鄙可敬，可笑可骂，可歌可唾，但无不沿着“痛苦和温情的线路”，“行进在这个巨大而可笑的、躁动的、充满喧嚣和暴力的世界上”。

百余年的文学阐释与戏剧演绎雄辩地证明，《群魔》是一部永不过时的预言之书。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群魔》是为未来而写，其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从前，莫如说是当下。”

（作者为本书译者、俄罗斯文学博士）

来源：北京日报